库切耻主要内容

　　获奖理由：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小说情节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卢里的一桩丑闻（勾引了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为主线。事发后，卢里拒绝了校方给他的公开悔过以保住教职的机会，来到边远的乡村。他在那里和几乎是独自谋生的女儿露茜的共同生活形成了情节的第二部分。此时他不仅要努力与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女儿沟通，还要和许多他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人共事，要做他从前想都不会去想，而且肯定会嗤之以鼻的事情，例如在护狗所里打杂。小说的第三部分是全书情节最直接给读者以震撼的部分：露茜遭受了农场附近三个黑人的抢劫和蹂躏。而其中一人居然还是个孩子。卢里也在这一事件中受伤。事件本身，事后父女两人和其他有关的人对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法，传达着作品的主要信息。而卢里创作歌剧《拜伦在意大利》的努力穿插在小说各处，与主情节若即若离，似乎总在向读者暗示着什么。第四部分故事结尾时，抢劫强奸案不了了之。露茜怀孕。卢里要写的歌剧始终还在脑海里萦绕。同时，他还最终放弃了“拯救”一条终将一死的狗的生命的企图。
 

　　人物介绍
　　卢里
　　兼有多重身份的卢里在小说《耻》中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承载了库切对于现代人寻找和重构自我的期望。作者在小说中展现了现实和精神两个世界。卢里从浪漫到现实的觉醒和蜕变并不局限于某一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卢里曾是开普科技大学的传播学副教授，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靠定期暗娼来满足生理需求并感到心满意足。对索拉雅怀有一种模糊的情感，“不想像人们占有一个物件那样占有被爱者；他祈求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归己有”，在违规打电话到索拉雅家时遭其怒斥，被索拉雅从其自由空间驱逐出后，对其丈夫感到嫉妒。可见卢里所面临的不单是基本生理需求，而是存在的焦虑和危机感。 
　　露茜
　　露茜是一个白人殖民者后裔，又出身书香世家，从历史角度看，露茜有作为白人种族及殖民者的优越感，本该追随父母，过着体面有声望的生活，生活在大城市，“读读书逛逛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露茜却选择呆在南非一个偏远的乡下当农民，以种田卖菜，照看别人家的狗为生。
　　表面上看来乡下为农出于她个人选择，从社会环境大背景中追究其产生的根源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殖民者白人后裔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同、“认同”具有“归属感”或“身份感”的含义，认同是一种辨识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给你的个体以稳固的核心。”露茜选择乡h为农，并把黑人纳为领居，把她从前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变成她的平等的合股人甚至保护人，是对历史赋予她这一尴尬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可。
作者简介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南非作家，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他的作品《耻》、《等待野蛮人》和《内陆深处》是这一风格的典范。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1983年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99年以《耻》两度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奖。库切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被视为南非当代文坛的双子星座。
【赏析】
库切是南非当代着名小说家。自1974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幽暗之乡》、《国之中心》、《等待野蛮人》、《麦克尔·K的生平与时代》、《敌人》、《铁的时代》以及《彼得堡的主人》等小说。1999年出版的小说《耻》获英国布克奖。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一直是库切创作的基本主题。《耻》出版的时间，恰好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五年之后。当时的政治气氛正如作者所言，“传统的殖民社会土崩瓦解，白人和黑人的个人生活都处于政治风云激荡的社会之中。”
《耻》的主人公戴维·卢里的女儿露茜遭三个黑人强暴这一章节，是全文的高潮部分。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露茜和卢里有一段关于“替罪羊”的谈话。“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背后总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把全城的罪孽架在一只羊的背上，把它撵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没有了象征的手法，人们只好求助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就产生了审查制度，是罗马意义上的审查制度，其口令就是监视： 一切人监视一切人。抽象的清除被实际的清除取而代之。”这段谈话可以被看作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征兆。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昔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小说中所有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危害和影响。露茜遭到黑人的强暴，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后果。可以说，露茜其实就是殖民主义下种族隔离制度的替罪羊。
1652年，第一批荷兰殖民者踏上了这块由黑人居住的土地。白人依靠先进的武器，占领当地人的土地，肆意掠夺。他们对黑人从种族歧视逐渐发展到种族隔离。1948年，以荷兰裔为主的国民党上台后，变本加厉地推行隔离制度，并使其合法化。从此，这一制度深入到南非生活的各个方面，黑人在白人眼里猪狗不如，白人可以任意逮捕、殴打甚至枪杀黑人。黑人不能进入白人的商店、餐馆和娱乐场所，不能和白人同坐公共汽车，甚至“公园的长凳也被标上了‘白人专用’的牌子”。在这种隔离制度下，肤色决定一切。肤色决定居住地区、所受的教育、从事的工作、工资标准以及其他种种待遇。
露茜的遭遇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 它是“历史”(白人强暴黑人女子)的讽刺性置换。历史的“仇恨”与“报复”在施暴者施暴的过程中得到了恣意的发泄，“甚至赢得了恐怖的合理性。”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替罪羊的露茜，感受到了这种历史“仇恨”的深度：“那完全是在泄私愤”，“那种震惊感怎么也无法消失。那种让人仇恨的震惊。就在他们干那事的时候”。
或许正如卢里所说，“他们的行为有历史原因”，虽然他承认历史，承认历史中的殖民者所犯下的罪恶，“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就这样去想吧，也许会有点帮助。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虽然承认历史不能回避，但卢里依然难以走出历史的阴影;他始终无法摆脱对黑人的偏见，白人的优越感使他不能正视现实;他认为女儿露茜现在的生活是一种非“更高层次”的生活，并对这种生活方式表示不满;他轻蔑黑人贝芙·肖，在黑人佩特鲁斯家聚会时，对他们“宰杀”牲畜的方式表示厌恶与反感等等。
然而，露茜却选择了替罪羊这一历史角色。当卢里要求她离开时，她断然拒绝。因为她明白：“唯一明智的是习惯这种现状并试图去做一个好人。”她深知这种仇恨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为了生存，她选择接受现实： 遭受强暴后，不报警，财产被抢掠后不报复，甚至与黑人结婚，把“施暴者”的“孩子”——“一个历史与现实传承关系的象征物生下来”，并且决定留在这里生活下去。露茜清醒地意识到：“在这里”、“在非洲”、“在他们中”生存下来就意味着对残忍、耻辱的承受。她必须也只能因殖民者的“父辈”之罪恶而负重蒙羞：“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作家善于通过一个接一个场景的转换完成叙述。正如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言，“库切的小说以其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