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主要内容

《金瓶梅》以“淫书”出名，很多人以为这本书必定好在描述床笫之事。但是《金瓶梅》全书八十万字，床事不过十分之一。它最大的成就，在于写实。

 
《金瓶梅》是从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的故事入手的，这段情节出自《水浒传》。但与《水浒传》不同的是，武松得知哥哥被害死之后，找西门庆寻仇，但却被西门庆逃走了，武松则错杀了西门庆一个手下李外传。于是武松被流放，西门和金莲则躲过了灾难。
“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武松在《金瓶梅》中杀死潘金莲，只比《水浒》晚了几年。就在这几年中，西门庆生意做大了，同京中的蔡太师结交上了关系，在清河本县当上了理刑的官员，又娶了几房妾，生了个儿子后来又夭折了。和一帮拜把子兄弟应伯爵等人嫖妓，做些不三不四的勾当，到处宴饮作乐，唱歌听曲。西门庆睡了很多女人，包括府里的、下人的、兄弟的、官员的妻子，最后在和尚给的春药作用下，死在潘金莲的床上。
《金瓶梅》里的西门不像《水浒》中那样看起来残暴凶狠，被去除了利爪和毒牙，反倒增添了许多正常人的情感，变成很富“人情味”。西门庆心里有很自然的爱，他爱妻子月娘，宠爱官哥，就象普通人爱妻儿一般。他爱瓶儿更深，而且很能感觉到瓶儿死期将近时，他痛苦得很。且看这段：
(西门庆)听了，两泪交流，放声大哭道：“我实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谁知你又抛闪我去了。宁教我西门庆口眼闭了，倒也没这等割肚牵肠。”...（瓶儿咽气）西门庆也不顾什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捧着她香腮亲着...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天杀了我西门庆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陷了你了!”
他爱财，但不吝啬，对妻妾对下人都很大方，豪掷万金。他与常人一样也会不忍，会犹豫不决，会恐惧。很多时候，我们不好宣之于口，但也会偷偷想，自己在这种境况下恐怕也难保不会像他那样吧。他做的事都不是不可理解不可想象的，若有机会，我们难保不做。
《水浒传》毕竟是英雄小说，里面的西门就是个恶人，死在一拳打死老虎的豪杰武松手下，让人称快。但讲好汉打倒坏蛋，讲大碗酒吃大块肉，这些都是使人心大快的事，但是是真实日常生活里绝少见得到的，，对比之下，《金瓶梅》的处理更为真实。现实中哪有那么容易就报仇雪恨了？金瓶梅里西门买通了官家，武松被流放，时隔好几年才回过头来报仇。
所以我们看金瓶梅，层次是很丰富的，甚至最后西门庆死的时候，整个故事也阴沉沉，悲切切的了。并不像之前以为的那样拍手称快，觉得西门是个恶人，金莲是个婊子，死有余辜。
人生是很多面的，一个人的果当然有他的因。《金瓶梅》是一本欲望之书，也可以说是写尽人间悲苦的书。“贪、嗔、痴”盘踞在俗人心头，至死也未休。

金瓶梅的人物特色和写实艺术

人物塑造是小说艺术的灵魂。较早涉及人物特色的研究还得归属于近代的文龙，文龙沿袭张竹坡的批评路径，却不满于张竹坡的褒孟贬吴做法。文龙批语有 24 处提及“批书者”、“批者”、 “阅者”，就有 21 处明白与张竹坡的人物看法相抗衡。时处小说观念近代化中的文龙，立足于小说理论演变的长河中反观张竹坡批评，其观点多显理性考察的色彩。吴敢认为: “文龙毕竟只是闲中消遣，只是对作品的赏析，而没有像张竹坡那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因而没能站在小说理论的 高 度 去 认 识 张 竹坡，便 不 能 不 失 之 狭隘。” [4]( P3) 毋庸置疑，文龙对文本人物形象的分析是理性大于感性，而对人物形象艺术的挖掘深度和广度显然要比张竹坡逊色。贺根民《文体自觉: 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和《实践精神: 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一组论文侧重时代境遇、文人遭际、文体演变本身三方面探究了文龙之于张竹坡人物评点分庭抗礼的原因。特别是就文体自觉的分析，洞彻了人物艺术演变的脉络。
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审美观照而获得精神愉悦往往是小说理论家心志具化的表现，崇祯本评点者已注意到人物形象的传神和个性特点，“这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早在明末时，对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已经具有相当的认识了。” [1]( P298) 照此而论，在人物个性化理论方面，崇祯本评点者是古代小说理论演变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齐鲁青总结崇祯本关于人物形象评点，主要表现为三端，其一，评点者特别注重人物激宕的生命力———神韵; 其二，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中分析人物性格; 其三，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细节，透视人物心理活动、内心面貌。[2]人物不只是静止的肉体符号，而是灵韵流动的生命载体。陈昌恒的《“西门典型尚在”———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兼与朱星先生商榷》、《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和《〈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理论拾慧》三文可为一组，从“因人用笔说”、“抗衡说” 和“犯笔而不犯说”三方面来爬梳张竹坡所拈出的典型理论，认可张竹坡提出典型概念的创造意义。《金瓶梅》人物塑造打破了《水浒传》类型说的藩篱，注重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很好地总结了小说这一方面的创作经验，他特别抓住了人物性格的发展。” [7]张竹坡的个性化理论给后来小说人物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陈果安的《张竹坡对典型理论的贡献》和《“东方丑学”张竹坡审丑理论初探》细心探究张评所构建的典型理论，其所标榜的东方丑学更具民族文化的色彩。刘辉认为文龙推许西门庆——— 作为丑恶的反面形象集大成者，其名同样可与日月不朽，亦是非常有胆识和见地的主张，[10]阐释了化丑为美的典型化进程。各具特质的话语言说，表现了学人潜心挖掘的理性色彩。无可讳言，文龙对市井人物典型性的挖掘，却不断流露出男权思想色彩，象其对潘金莲、宋蕙莲等形象的分析，就是时代风云和文人心志的具体折射。
客观地描摹世情是作者创作意旨的显现，黄霖据此认为崇祯本评点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描写现实、暴露黑暗的意义，这比之时人把《金瓶梅》当作一部淫书或笼统地肯定其‘曲尽人间丑态’来，无疑是高出一筹。” [1]( P293) 崇祯本评点者具有开拓性的写实理论言说，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成熟。文学本位属性的发扬是文学自觉的突出表现，从史学、哲学阴影下突围而出的小说对其文类特征及地位的认可更是小说观念自觉的显影。《金瓶梅》作者操笔伸纸、借海扬波，构筑一幅欲浪滔天的市井世态。王汝梅非常看同张竹坡“从对文学作品和历史的区别中，提出文学真实性的观点，加深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5]依乎人情天理，张竹坡理清了世情生活与艺术真实的差异，客观地把握了文本的写实艺术。《金瓶梅》作者基于社会阅历，生动而逼真地反映市井生活，王汝梅认为张竹坡“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观念”。[6]对市井琐事的当场描绘，洞若观火的世俗描摹，无疑是小说写实艺术的突出表现。取材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本艺术的变更，吴敢认为张竹坡把捉《金瓶梅》美学风貌的基点恰是市井文字说的提出。[7]罗德荣在宁宗一主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之第三编《小说美学》直接称许张竹坡为写实理论的奠基者: “以 ‘市井文字’规范人情派小说题材，这就鲜明地突出了人情小说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直接表现时代风云的特点”。[12]( P626) 同样的意旨亦见于罗德荣《张竹坡写实理论的美学贡献》，该文从选材、艺术手法等方面对张评的写实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关于文龙之于《金瓶梅》写实艺术的体认，刘辉将其概括成真实性和典型性二端，[10]特别是文龙对于反面人物西门庆、潘金莲的审丑以及化丑为美的论述，开创了古典小说理论领域的一个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