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改制考》主要内容简介

《孔子改制考》是晚清维新派托古改制,实行变法维新的理论着作之一。康有为(见“新学伪经考”)撰。是《新学伪经考》的姐妹篇。光绪十年(1892)开始编着,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不久即遭禁毁。1913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自第 一期起陆续登载 《孔子改制考》。1920年,“出万木草堂丛书”本,删去序文,文字也和 “大同译书局”本有异。1958年中华书局又出重印本。
《孔子改制考》分21卷,共约34万字。其主要内容是阐发“托古改制”的理论,认为上古的历史茫昧无稽,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六经》皆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手作,其中所载尧舜文王的诰命典章和盛德大业已无从查考。其实是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政治及社会主张而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指出周朝末年,诸子百家纷立教义,均托古改制,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从战国历秦到汉,“天下咸归依孔子”。由于孔子所创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徒从最众多,因此孔子应尊为 “素王”、“大地教主”;孔子改制之精义,集中表现在《春秋》经中,而《春秋公羊传》则是正确阐述《春秋》经的典籍。《公羊传》中的 “通三统”、“张三世”学说,是孔子“托诸行事以明其义”的精华。“三统”、“三世”说认为夏、商、周三代制度均不同,都是因时变革;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孔子改制考》中又把进化历史观与公羊说相糅合,认为据乱世即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就是沿着这个规律而演变发展的。
《孔子改制考》通过抬高孔子的地位,尊孔子为教主的方法,将“述而不作”的孔子改变为“托古改制”的孔子,利用当时人们迷信孔子的心理,又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把孔子说成是“神明圣王”、“改制教主”,用托古改制的孔子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打扮成变法维新的祖师,这就为维新变法运动树立了一个权威,为维新运动寻到了历史依据;《孔子改制考》以“通三统”、“张三世”学说为依据,指出每个朝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对前朝的“因革”与“改制”。只有不断地因革损益,才能从“据乱”经“升平”以达“太平”。这个学说在思想上打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理论,政治上冲破了“恪守祖制”的束缚,充分肯定了“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其成为维新运动主要的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一问世,立即在晚清政治舞台及思想学术领域内掀起轩然大波,非但顽固派群起而攻之、斥之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 (苏舆《翼教丛编》)就连原先同情变法的人士和帝党官僚象陈宝箴、孙家鼐也上疏奏劾,要将其毁版。而维新派却大张“托古改制”之说,梁启超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就大讲“孔子改制”。并指出康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的主张“实本于此”。维新派办的报刊以孔子纪年。这些都充分说明《孔子改制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就象一场 “大地震”,如 “火山大喷火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自此维新变法运动就在 “孔子改制” 的大旗下有声有色地展开了。
二、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发表的历史意义
《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着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着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